毛主席永遠活在人民的心裏／文﹕梁文道 2006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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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毛澤東逝世30周年，中共中央沒有舉行特別高調特別盛大的追悼會。這個道理就和文革結束30年，也沒有什麼重要的紀念儀式一樣﹔一旦大舉紀念毛的忌日，難免就會令人聯想起他的最後10年，那長達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而這一切，都是當今中國領導層的忌諱。在鄧小平掌權的年代，領導層談起文革還能說它的禍害，說起毛澤東還能評說他的功過比例﹔但是如今的新一代不同了，他們根正苗紅，不算是文革與毛的直接受害人，所以也沒有太多的個人動力要去「清算」毛澤東的遺產。
這個情况是大家20年前一定想不到的，當年外界總以為整個中國的發展態勢既然是改革開放，關於「歷史錯誤」的認知也必將日益客觀、日益澄明。假如說20多年前，毛的功過是「七三開」﹔20多年後的今天，這個比例應該會有所調整吧。結果出人意表，中國現政權已沒有太大的興趣去追究毛澤東的過失了。於是他這樣的人物便整個被封存在歷史記憶之中，猶如他那依然存放在紀念堂的屍身，他那依然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畫像，成為中國人始終揮之不去的影子。
例如《毛語錄》，去年終於堂堂正正地出了台灣版，而且連香港機場的書店也把它放在當眼位置，客路明顯是前赴大陸的台商。為什麼台商要看《毛語錄》呢﹖自然是要搞清楚「毛澤東思想」的內容。為什麼我們今天還要學習「毛澤東思想」呢﹖自然是因為它的影響無處不在，想和共產黨幹部打交道，想和大陸的企業做買賣，想要了解現代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就不能不摸透「毛澤東思想」。
澳洲的中國研究專家Michael Dutton去年出版了一部研究現代中國政治史的有趣專著，叫做Policing Chinese Politics，這本書裏很準確地抓住了新中國政治變化的主軸，那就是毛澤東在1926年3月說的一句名言﹕「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誠然，幾乎所有中國人用來思考政治與觀察時勢的模式與術語都離不開這既簡單又粗暴的「敵我二分」軸心。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新中國政權服膺的是共產主義，倒不如說是具體實現了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那句話﹕「政治就是區分敵我」。
這種思路正是「毛主義」的精髓，「毛澤東思想」並非什麼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發展，而是以馬列術語包裹的軍事策略，它的唯一目標就是贏取勝利。為了取勝和永遠取勝，敵我之間可以有一大片灰色地帶，今天是朋友明天可以是敵人，今天的敵人明天卻可以做朋友。黨內的路線鬥爭可以激化為對敵鬥爭，而人民的內部矛盾也可以變成階級矛盾﹔但是只要有需要，這一切又可隨時倒轉。至於所謂的「階級」，在毛澤東思想裏面也不像經典馬克思主義那樣，是一種客觀的經濟條件構成，而是一種十分唯心由我判定的範疇。但是另一方面，現代中國政治裏的階級卻又非常實在具體，它不只是抽象的政治概念，還是攸關生死的人群種類。
毛澤東不只發明了一套敵我鬥爭的策略，還是把它玩得最活靈活現的高手。南京大學的歷史學教授高華在其煌煌巨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就以一場延安整風運動詳細說明了毛如何把黨內的對手打成不可兩立的敵人，又如何透過「自我檢討」去臣服一切潛在對手，讓他們成為不敢有二心且唯己是從的奴僕。其手段之無情，計謀之險詐，實在叫人大開眼界。而且正是在這場運動裏面，「毛澤東思想」取代了正統的馬列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導意識形態(可悲的是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第一個提出「毛澤東思想」的劉少奇，日後也不免慘死在毛澤東思想的詭局之中)。
台灣評論家楊照在台灣版《毛語錄》的序言裏說﹕「《毛語錄》將一整代、甚至好幾代的中國人訓練成『策略狂』。他們不相信任何真正的原則，甚至無法理解什麼是真正的原則，只知道鬥爭的策略，他們的生命，充滿策略、充滿手段算計，卻沒有終極關懷，更沒有絕對是非價值。」
且看今天許多中國人議論毛澤東的方式，他們崇拜毛澤東對付敵人的手段，稱讚其謀略的高明﹔卻不深究那些敵人到底做錯了什麼，也不思考毛澤東致勝之後又會造成什麼後果。例如「反右」，有些著作竟然不顧其中是非，跑去稱譽毛那「引蛇出洞」的「陽謀」是何等高明。這不是策略狂是什麼﹖大陸坊間《曾國藩的謀略》一類的書籍出之不盡，長銷長有，這不是策略狂又是什麼﹖
還有一些幹部與企業老闆，他們喜好玩弄分化手下的技巧，動輒發布文件在下屬間傳閱學習，看起來他們的作風都依稀有點毛澤東的味道。那是因為過去幾十年來中國人除了毛澤東外，就再也找不到第二個當領袖的楷模了。所以任何人只要一有點權力在手，便不知不覺地複製毛澤東。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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