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刀与剑道
中日武术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据《三国志·魏书·东夷列传》记载:景初二年(公元238年),日本邪马台女王卑弥呼的使者访问中国,魏明帝赏赐的礼物中有五尺刀二口,这是我国史籍中有关中国刀剑传入日本的最早记载。日本著名武术学者松田隆智的《中日武术交流史(上)》中介绍:近年,在天理市东大寺山遗址出土了刻有"中平□年五月"铭文的铁刀。"中平"系东汉灵帝年号。因此,有人推测这把铁刀"可能就是魏王赐予卑弥呼的"(《甘肃群体》1982年第1期)。然而,中国刀剑传入日本远比史书记载要早得多,"例如,近年在山形县乌海山麓的三遗崎山遗址出土的被认为是中国殷代的青铜刀"(松田隆智《中日武术交流史(上)》),就是最好的佐证。
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末治《铜剑铜鉾》中记述:"北九州发掘之铜剑铜鉾,在西记前后二三世纪间,已制造使用之,乃由中国经过朝鲜渐次传入于北九州者。其分布地域,殆以北九州为中心,南及于大隅,迤东亦稍波及于四国及本州西部。就中以九州之筑前博多湾沿岸分布最密,近发掘者已达二十二处八十五口。次为对马岛,迄今发掘者达十七处,五十九口。在九州筑后发掘者达十五处,四十八口。在九州丰后发掘者十二处,四十三口。且在北九州发掘之铜剑铜鉾中,其锋税而利,备具中国制品之风味者不少;惟至深入日本内地,则多锋宽而钝不实用之大形。至对岸朝鲜方面,以弁辰之故地今庆尚道发掘之铜剑铜鉾较多,计三处,十一口。"由此可知中国生产的武器是经朝鲜南部及对马岛、九州北部诸地传入日本的(见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上海书店1984)。这也表明日本古代的武器,"是通过朝鲜半岛从大陆移入" 的(末永雅雄《日本武器概说》),"或者是由那些归化的中国、朝鲜工匠制造的"(松田隆智《中日武术交流史(上)》)的观点是可信的。
中国汉刀传入日本,对日本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日本书纪》记载的推古天皇(公元619年)赐给家臣苏我马子的一首歌中有语云:"若把你们比作大刀,胜似吴地的宝锄。"可见,中国吴地出产的刀剑,以其优良精美的质地而闻名日本。日本自己制作的所谓的"日本刀",出现于平安王朝中期,即公元900年前后,据研究,它是供骑兵作战使用的兵器(松田隆智《中日武术交 流 史(上升)》)。已故武术研究专家唐豪先生的《古代中朝日剑术交流的若干考察》(《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六辑)中对汉刀和日本刀所作的对比分析认为,日本的刀制显然受中国汉刀的影响而成为它的祖型。
汉刀以及中国冶炼技术传入日本后,日本人对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之后,日本制作的刀器因质地精良而颇负盛名。北宋时已大量输入我国,据统计总量约在二十万把。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特作《日本刀歌》,对日本刀的精美予以称赞。据统计,明代十一次勘合贸易共输入日本刀二十万把,使之成为日本的主要输出品。当时明人命之为倭刀,而其锋利无比,尤为中国著名军事家、武艺家所称道。明程宗猷《耕余剩技·单刀法选》中记载:日本刀"刀长三尺八寸,靶一尺二寸","刀背要厚,自下至尖,渐渐薄去,两旁脊线要高起,刀口要薄","刀鞘内要宽,刀口寸金箍入鞘口,略紧勿松,紧松亦要得宜,以便出入"。这些刀器"锻炼精坚,制度经利,靶鞘等物各各如法,非他方之刀可并,且善磨正,光耀夺目,令人寒心"。
《汉书·艺文志》有《剑道》三十八篇,这是当时中国剑术发达的明证,而中国剑术是否与刀剑同时传入了日本,却不见记载。日本称刀为"太刀"或"大刀",称刀的交手为"击剑",称刀法为"剑道",语皆源于中国。唐豪先生认为:日本的五个剑"构"与我国传至朝鲜的五个剑"势"基本相同,加上刀身的形制基本相同、名称基本相同,以及西汉铁刀流传日本,这期间的关系绝非偶然的巧合。他断定日本的"击剑"是以朝鲜为桥梁从我国传去的。林伯源先生《中国武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中认为:剑道大概是在秦汉时代传入朝鲜的。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剑道传入日本不会早于这一时期。
关于中国刀剑之术东传日本,松田隆智《中日武术交流史(上)》还提供了一条线索:吉备真备作为第九次和十一次遣唐使成员,在中国留学达十九年之久,系统学习了礼仪、祭典,法律、军事、筑城、书法、音乐、天文历法等知识,还把大量书籍带回了日本。他博学好求、多才多艺,留学长安时正是剑术、剑舞十分盛行的时期。因此,尽管没有他学过中国剑术的记载,但他对此道必有所闻,甚至也曾加以留心,因为他是一个对军旅之事颇感兴趣的人。
明代中日武术交流活动达到一个高峰。日本刀法因其高超精湛引起了中国武艺家、军事家的极大关注。《平壤录》称:日本刀"舞动则手下四方尽白,不见其人"。民间著名武术家程宗猷《耕余剩技·单刀法选》介绍说:日本刀法是"以双手用一刀也","其用法,左右跳跃,奇诈诡秘,人莫能测,故长伎每每常败于刀"。何良臣《阵记》卷二中述:"日本刀不过三两下,往往人不能御,则用刀之巧可知。"戚继光《纪效新书》载:长刀,"自倭犯中国始有之。彼以此跳舞光闪而前,我兵已夺气矣。倭喜跃,一迸足则长余,刀长五尺,则大五尺矣。我兵短器难接,长器不捷,遭之者身多两断。缘器利而双手使用,力重故也。"戚继光已充分认识到日本刀器和倭寇精于刀术而产生的巨大杀伤力,于是在抗倭战争中"得习其法,又从而演之"(茅元仪《武备志·武经总要》),迅速将日本刀法纳入自己武艺体系中。中国刀法的进步,不容日本人轻视。茅元仪《武备志》出版不久即东传日本广泛流传,对日本武术界产生深刻影响,以致出现了"武备志派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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