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士與近代中國
新教第一位來華的傳教士是受倫敦會派遣的英國人馬禮遜，他於1807年抵達廣州，1809年起供職於澳門的英國殖民商業機構東印度公司，同時從事聖經的翻譯工作。1819年，馬禮遜譯完新舊約全書。他還曾以七年時間編撰了一部大部頭的《華英字典》，在中英兩種語言文化之間架設了一座便利的橋樑。馬禮遜按立(註5)的第一位中國牧師梁發的著作《勸世良言》為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提供了革命的主要思想資源。
美國第一位來華的傳教士是公理宗美部會的裨治文。他於1830年抵達廣東，協助郭士立創辦了中國境內最早的基督教中文期刊《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又創辦了英文刊物《中國叢報》，成為英法等國製定對華侵略政策的主要情報庫。這些在鴉片戰爭之前來華的傳教士由於被中國法律禁止到內地傳教，只得採用利瑪竇式的“啞式傳教法”，以中文著述傳播基督教。他們還興辦學校和醫院，主要目的是為本國的商業利益與傳教服務。他們中間一些人直接為西方列強侵略中國效勞。
如奧地利傳教士郭士立就大力鼓吹以武力征服中國。他不但為英國的侵華戰爭搜集情報，而且擔任英國侵略軍頭目義律的翻譯官，在1842年簽訂使中國人飽受屈辱的《中英南京條約》的過程中，充當謀士的角色。而美國傳教士伯駕、裨治文、衛三畏等人則為1844年簽訂的《中美望廈條約》效力，伯駕甚至叫囂“只有戰爭能開放中國給基督”。鴉片戰爭爆發後，西方列強迫使中國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英法美等國的傳教士從這些不平等條約中獲得利益，紛紛獲准在通商口岸建造禮拜堂。這標誌并清朝自康乾以來的禁教令已不可能維持下去。
1846年，在法國特使拉萼尼的壓力下，道光皇帝發布的上諭把康熙年間建造的天主堂悉數歸還給天主教，只是以“外國人概不准赴內地傳教”為自己暫時保留了一點面子。但這塊遮羞布很快就被得寸進尺的侵略者和傳教士們徹底撕破。
1858年和1860年，在英法等國組成的聯軍兩次分別攻陷大沽口砲台和攻入北京後，清政府被迫與西方列強先後簽訂了《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有的傳教士如衛三畏把這種侵略戰爭看成其“傳教工作的一部分”，他們趁機把“傳教寬容條款”加進這些不平等條約。自此以後，傳教士們便可以自由地在中國內地傳教了。
借助於不平等條約的庇護，天主教、新教及東正教的勢力在19世紀後半葉都有較快的發展。天主教各修會幾乎都進入內地傳教，到19世紀末，已有傳教士約400人，教徒74萬人。新教在華的教會團體多達61個，傳教士約有1,500人，教徒約9.5萬人。19世紀後半葉影響最大的傳教士有英國的戴德生、李提摩太及美國的林樂知與丁韙良。
戴德生創建了跨宗派和國際化的“中華內地會”，到19世紀末，已在中國各地乃至偏遠山區建立了270個傳教點，吸收教徒約5,000人。浸禮會的李提摩太則相信：“要感化中國，沒有比文字宣傳來得更快的方法了。”因此，他與戴德生的傳教方針不同，倡導走上層路線，主張文化傳教。他曾主持創立於1887年的廣學會長達20餘年。該會的宗旨是介紹新知，開發民智，以助通商與傳教。廣學會一共發行了246種73萬冊新書，其中李氏本人翻譯的《泰西新史攬要》和林樂知編著的《中東戰紀本末》等書，曾在清末思想界產生廣泛而又深遠的影響。此外，丁林兩位美國傳教士曾分別出任同文館總教習和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的前身﹚總教習，林氏還創立了東吳大學，主編《萬國公報》多年。傳教士們舉辦這些出版、新聞和教育事業，根本目的乃是為了按西方的模式從各方面改變中國。
在戊戌維新運動中，傳教士林樂知、李提摩太、李佳白等人通過與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密切交往，對他們的思想和行為產生了重要影響。他們提出了很多變法建議，後來大多成為戊戌變法綱領中的重要內容。可見，傳教士們在改變中國制度﹙包括政治和教育制度﹚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他們改造中國社會的努力使維新派知識分子對基督教的看法變得較為寬容和積極，這也正是傳教士們求之不得的。
19世紀後半葉，與基督教有關的另一件大事是太平天國運動。1851年，洪秀全在廣西金田村發動農民起義。他把基督教的十誡改成“十款天條”，宣稱自己是上帝之子、耶穌基督之弟，下凡人間，專來拯救世人，殺滅閻羅妖。他吸收基督教的某些組織形式和崇拜儀式，用來動員和組織群眾。1853年，洪秀全在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國政權。對于太平天國運動，只有少數傳教士表示支持，認為他們可以把上帝的天國建立在地上。多數傳教士認為他們是異端邪教，他們支持外國軍隊幫助清軍剿滅太平天國運動。1864年，太平天國失敗，其宗教也隨之滅亡。但太平天國運動對清朝的統治卻是一個非常沉重的打擊，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潰。
與此同時，在民間，反“洋教”的鬥爭此起彼伏。在不平等條約庇護下的傳教本身就是不正當的；加上傳教士和中國教徒良莠不齊，教會霸佔房產土地，教徒挾洋人洋教以自重，乃至橫行鄉况、魚肉百姓的事件屢有發生；而在紛繁的教民訴訟案中，各級政府迫於壓力，往往只能保教抑民；更有文化上的差異，如基督教的崇拜儀式與中國千百年來形成的禮儀格格不入，凡此種種，均為釀成大量教民衝突即教案之原因。
統計資料表明，從鴉片戰爭到義和團運動期間，各地一共發生大小教案約400餘起，中國人的生命財產均遭受巨大損失，每次教案之後清政府都被迫賠銀割地，喪權辱國。如1870年的天津教案之後(註6)，清政府被迫處死百姓20人，向英法美等國賠付白銀50萬兩；1897年，德國人蓄謀製造巨野教案後，強租膠州灣99年,且享有建造膠濟鐵路和開採沿線礦產的特權。這些教案表明，傳教士及基督教會是當時激化中外民族矛盾的一個重要因素。
巨野教案使民眾的民族危機感進一步深化(註7)，民眾反對瓜分中國、反對西方列強利用教會侵華的自發鬥爭也隨之高漲，終於匯成1900年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的洶湧洪流。義和團高舉“扶清滅洋”的大旗，從山東到直隸、山西，到處攻打教堂，濫殺教士和教徒，發洩對洋教鬱積已久的滿腔仇恨。義和團攻入北京後，更將教堂和外國使館一起作為攻打目標。
慈禧太后本想借義和團發洩多年來受洋人欺壓的憤懣，但在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時，她又倉皇逃向西安，並出賣了義和團。八國聯軍隨後對義和團及無辜百姓進行了瘋狂野蠻的報復，數十萬民眾乃至教民成為犧牲品。事後，西方列強又強迫清政府簽訂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條約》，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聯軍及部分傳教士的殘暴的獸行使基督教有關愛的說教顯得蒼白無力，使基督教成為大多數國人懷疑、警覺乃至產生本能的反感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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