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恰好也是戊戌變法110周年。這兩次中國歷史上靠得最近的重大改革的命運和結果迥然不同。總結中國歷次
改革成敗的經驗教訓以及外國的經驗教訓，能給我們許多重要啟示。
1898年由康有為、梁啟超倡導和推動，得到光緒皇帝支持的戊戌變法，由于遭到以慈禧太後為代表的清廷保守頑固勢力的反對和鎮壓，僅僅進行103天就壽終正寢，光緒被軟禁，康、梁逃往國外，譚嗣同等六君子喋血刑場。
1978年開始，由鄧小平倡導和推動，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改革開放，已進行了30年，還將繼續進行下去。迄今為止，這場中國歷史上空前壯闊、持久和深刻的改革運動，從總體上來看，進行順利，成果巨大，影響深遠，勢頭經久不衰。這場改革運動的成就，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和領導改革的中國共產黨，受到國內外的普遍讚揚和高度評價。我們可以驕傲地、自信地宣告：中國當代的這場偉大改革已獲得成功！這是當代中國人的幸運。
凡讀過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失敗和遭清算，幾乎是兩千多年封建社會所有改革和改革者的共同命運。 戊戌變法只不過是十幾次大小變法慘劇中的一次、也是離我們最近的一次。
以封建社會三大著名的“變法”為例。封建社會初期，商鞅變法，在經濟上廢除奴隸制土地制度，實行“廢井田、開阡陌”，獎勵耕織，抑制工商，統一度量衡；在軍事上“勵軍功”，實行20等爵制，廢除“世卿世祿制”；政治上廢除分封制，實行郡縣制。這些偉大改革措施實行20多年，使偏于西北一隅的秦國逐漸強大，為日後秦國稱霸和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但支持變法的秦孝公一去世，過去因反對變法而遭商鞅“割鼻”處罰的公子虔立即糾集奴隸制舊勢力對變法者實行無情報復，污蔑商鞅“謀反”，對其處以“車裂”。這是一個改革雖然取得功效，但改革者卻付出了生命代價的例子。
封建社會中期的王安石變法，是針對北宋建國後多年“積弊”和“積貧積弱”而進行的一次改革，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提出了包括青苗法、均輸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募役法、保甲法以及改革科舉等一係列改革舉措。這些改革措施由于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從一開始就遭到保守勢力的頑強抵制，一波三折，加上王安石不講究策略、不善于處理與反對派的關係，導致統治階級矛盾愈演愈烈， 終于陷入“黨爭”泥淖，不能自拔。宋哲宗元佑8年，在宣仁太後主導下，宣布恢復“祖宗舊制”。鬧騰了十幾年的變法“枉勞無功”，宋朝積弊依舊，王安石也聲名狼藉。變法失敗後不久，王安石憂鬱而死，他沒有坐牢、殺頭，已算是幸運的了。
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的一次著名變法是明朝張居正的“一條鞭法”。這是一項側重于賦役制度的改革。將過去以糧食為主、貨幣為輔，按地、戶、丁分別徵收賦稅和徵發徭役的制度，改為按地、按人徵收貨幣的制度，將過去納稅戶輪流徵收解運改為官府自行徵收解運，從而簡化了稅制，增加了國庫收入。張居正主政十年，國庫儲備糧可供五六年食用，農民負擔減輕，北方邊防得到了加強。但張居正暴病死後僅半年，反對派就開始發難，污蔑張居正“專權亂政”、“謀國不忠”，明神宗宣布廢止一切新政，並對張家滿門查抄，將張家的十多口人活活餓死，連80歲的老母也不能幸免，張居正差一點被開棺戮屍。盡管後來朝廷和社會對張居正在一定程度上給以恢復名譽，甚至稱之為“救時宰相”，但那畢竟是變法失敗多年後的事了。
“維新變法難成功，改革志士無善終”，這是中國人對中國封建社會變法史的總結。因此往往是“談變法而色變”。變法維新成了譏諷、嘲弄甚至批判的話題。既然通過漸進、和緩的變革方式解決社會積弊的道路走不通，那就只能訴諸暴力和革命來實現王朝更替了。這是中國與許多西方國家發展道路的不同之處。
與歷史上那些慘遭失敗的變法相比， 中國當代的改革已經以中國迄今唯一成功的改革范例載入了歷史。為什麼過去的改革大都失敗、改革者都沒落得好下場，唯獨當代的改革取得成功、改革者們能功德圓滿呢？原因可以列出許多條，但我認為關鍵有兩條。
一是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
任何改革都是社會危機的產物。任何旨在革除積弊，緩和矛盾，推動發展，富國強兵的變革，都有合理性和進步性。但誰來發動、領導和支持改革運動，卻與改革的命運息息相關。
翻看中國封建社會的改革史，可以看出，歷次變法、維新都是由宰相、大臣或社會志士名流提出、推動，得到最高統治者皇帝（或帝王）批準，改革者的權力來自皇帝。這種模式等于在改革者頭上懸了一把劍，必然嚴重束縛改革者的手腳： 改什麼，怎麼改，改革走多遠，改革成果怎麼評價，改革失誤誰來承擔責任，該受什麼樣的追究，都是皇帝說了算。另外，改革是利益格局的調整，必然會招來既得利益者和傳統勢力的阻撓和反抗，也就是說改革者難免要給自己樹敵。在這種情況下，改革者總是處于勢單力薄的不利境地，要承受極大的壓力和風險。得到皇帝支持，改革尚能推進，改革者的日子比較好過，一旦失去皇帝支持（皇帝或改變態度，或去世），“人亡政息”，改革失敗和改革派遭清算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歷次變法無一例外。
當代中國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從一開始就是由中國共產黨親自發動和全力推動的， 始終處于黨的堅強領導之下。鄧小平是黨的領袖，是改革的倡導者和總設計師，憑他的權力、威望和經驗，確實對改革的發動和推進起到了關鍵和獨特的作用。但改革不是靠他一個人的智慧和力量，也不是靠一群人的智慧和力量，而是靠全黨的智慧和力量。一句話，改革是中國共產黨的集體意志和行動。
改革的目標和任務，改革的舉措和步驟，改革的方略和政策，改革的先後和輕重緩急，無一不是在集中全黨和全國人民智慧的基礎上，經過黨的會議形成決議後，積極而又穩步推進的。黨的堅強領導，既保證了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和正確性，使改革少失誤、少走彎路，而且使改革獲得強大的抗禦風險和排除幹擾的保護，從而始終得以健康和順利進行。正因為如此，鄧小平等老一代改革家離世後，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和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繼續高舉改革的旗幟，改革大業從未中斷。這是歷史上的其它改革所不具備的條件，也是當代改革與過去改革命運和結果迥然不同的最大奧秘。
二是全國人民的擁護和支持
歷次的封建社會的變法，都是在皇宮裏由極少數人醞釀發動的，出發點是為了維護皇權和統治階級的利益，鞏固和延長王朝的壽命，而不是為了改善勞苦大眾的生活狀況，人民無權參與變革過程，無權分享變革成果，當然對變法和變法者的命運也無從關心。這些沒有人民群眾基礎的變法，就像建築在沙灘上的樓閣，經不起任何風暴襲擊。
中國當代的改革，固然有增強中國共產黨執政根基、提高執政能力的考慮，但由于中國共產黨是代表全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它領導改革的根本目的是為了革除不符合中國國情的“蘇聯模式”的種種弊端，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了國家富強，人民生活幸福，社會長治久安。
判斷改革是非的標準，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衡量改革成效的標準，主要看人民擁護不擁護，讚成不讚成，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一切改革舉措以人民利益為依歸。人民不是改革的旁觀者，而是改革的主人，直接參與改革，共享改革成果。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國家綜合國力大大增強， 國際地位顯著提高，城鄉面貌煥然一新，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普遍改善，實現了從溫飽到總體小康的轉變，現在正在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速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奮進。人民從改革中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看到未來希望，因而衷心支持改革。
三是改革策略正確
在改革順序上，先農村，後城市。農村人口佔我國總人口70％以上，農業、農民和農村問題解決了，就穩住了大頭；相對來說，農村情況較簡單，改革容易推開，城市較復雜，改革需做大量準備工作；農村改革見效快，可以為城市改革提供糧食和其它農產品的保障；農村改革成功能為整個改革積累經驗，增強人們對改革的信心。
先側重經濟改革，同時不失時機地在某些政治領域進行改革。
搞活經濟相對容易，只要政策適度放寬，允許個體和私營經濟發展，很快就能形成國有、集體、個體、私營和合資等多種經濟成分並存、互相促進共同發展的局面。產權改革和金融改革較復雜、較困難，就放在稍後進行。
廢除黨和國家領導職務終身制，既是重大政治改革，又比較容易做到，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實現了。規定領導職務任期制，是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進一步把政治改革引向深入。這些年來，圍繞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的完善，進行了一係列改革，使國家政治領域在民主和法制軌道上取得顯著進步。
先試點，積累經驗，再逐步推廣。經濟特區建設、國企改革、稅制改革、人事制度改革、農村基層選舉改革等，無不在試點基礎上推開的。
循序漸進，或“漸進式”改革，是中國改革的一條寶貴經驗。
在如何改革的問題上，國外輿論一直有很多議論，中國改革者注意聽取各種聲音，吸取某些善意的、有益的建議，但始終保持改革的獨立性，走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不為外面輿論所左右。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
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已走過了30年歷程，仍方興未艾，任重道遠。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深深懂得，作為一場新的偉大革命，改革開放的道路不會平坦，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會一帆風順，但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意，順應時代潮流，方向和道路完全正確，成效和功績舉國舉世公認。任何否定改革開放、讓改革開放停頓或倒退的企圖，都是不可能得逞的。改革的目標必將全面實現，一個現代化的、繁榮昌盛的、民主文明的、穩定和諧的社會主義強國必將屹立在世界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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