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島環球網
www.singtaonet.com
【星島網訊】廣東省檔案局近期解密的八萬份檔案顯示，在1961至1963年的“困難時期”裏，有近十六萬人由大陸偷渡到香港，事件更上報到總理周恩來處。儘管廣東檔案局職員告知，相關材料還不會完全公之於眾，但是由已解密的材料可見，有許多“關於防止漁民外流港澳意見”的急密件，各沿海地區政府紛紛上書要求阻止偷渡潮。
香港《文匯報》報道，1960年代初，中國進入大躍進時期，同時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為逃避饑荒及經濟困難，大量廣東農民及工人偷渡到香港。
地方紛上書研遏止方案
報道說，在解密的檔案中夾著一系列的“急密件”。中共珠海縣委辦公室在1963年3月整理了一份“怎樣辦好流動漁民培訓班”的文件，就是針對當時嚴重的漁民逃港事件而開設的。漁民逃港嚴重地區還有臺山縣、惠陽縣、陽江縣等，為防止漁民大量逃港，他們都紛紛以“急密件”上書廣東省，同時下發給下屬公社。
在1963年4月臺山縣委漁業部的一份“關於防止漁民外流港澳意見”的急密件中提到：富裕漁民因港澳關係複雜，“加上敵人拉攏、引誘，對現有政策產生懷疑”，同時，生產生活上遭遇困難，而產生思想動搖，“準備利用西南風外流港澳”。
面對大量漁民外流，臺山縣府非常焦急，在此份文件中，就提到以五種方法防止漁民外流，包括反復進行思想教育；認真安排好生產；認真貫徹漁區各項政策派購等福利政策，尤其是困難戶的安置等；加強領導對於內部的控制；嚴防“敵人”的破壞，提高警惕，對漁船上的“五類分子”加強監督等。
出極端政策對付偷渡者
檔案材料還顯示，大量沿海地區漁民的外逃給當地帶來的另一個困難是，在家鄉留下沒有勞動生產能力的父母子女，這些人的贍養成為政府的重要負擔。惠陽漁業工作委員會就針對該狀況於1963年6月上報當地縣委，要求如外流港澳漁民遺留兩個無勞動能力的家人，則由外流人員和政府各負擔一個；如遺留一個，則由外流人員自己負擔；遺留三個則由外流人負擔兩個；四個則由政府負擔一半……以此類推。
地方基層政府甚至在上書中提出了一些極端的土政策，如取消偷渡人員家屬享受國家定量食品供給、醫療等福利的權利；偷渡者家屬還需償還偷渡者帶走的公家財產，即使“無生產能力者也必須分期償還”；再者，凡外流港澳漁民，其傢具房屋、按配額分發的自留開荒地全部由生產隊收回。
廣東劃邊防區阻止逃港
1963年2月，廣東省人民委員會下發了一份機密文件——《省人委關於港、澳邊境地區治安行政管理的規定》，提出七方面的內容來加強邊防管理，防止逃港事件的發生。
文件提出，通過劃分邊防區，將邊境的寶安縣39個鄉、兩個鎮，中山縣的六個鄉，還有之前批准的包括珠海縣、沙頭角的橫崗大隊和寶安縣的大鵬公社等劃為邊防區；凡是邊防區居民，年滿十二周歲，有正式戶口的，均需向公安局申請“邊防區居民證”，未取得邊防區正式戶口的，不發給居民證。同時，駐邊防區的現役軍人、警察，可不領居民證；沿海水上居民，另發船民證。
另設邊防禁區，包括寶安縣的羅湖橋頭、沙頭角鎮、文錦渡口和珠海縣的拱北關閘、茂生圍等五處劃為邊防禁區，並從嚴管理，除到禁區視察者外，一般應禁止參觀。
地方報稱香港漁船煽動偷渡
在解密檔案中，有一份中共廣東臺山縣委漁業工作部于1963年4月5日給廣東省的報告，該報告指出，當時不少港澳流動漁船都活動在臺山縣漁場，一方面破壞管理，一方面到處打聽軍事駐地、幹部行蹤、生產線和引誘漁民偷渡。
廣東陽江縣東平公社1963年5月24日也給廣東水產廳和農業部交了一份香港漁船偷越漁場的報告。
香港流動漁船除在大陸漁場生產外，更給大陸政府帶來了另外的恐慌。這些檔案指出：在流動漁船中滲入敵特分子，大肆宣傳港澳的生活方式，說什麼港澳生產做得好，生活過得好，利用大陸正處經濟生活困難，恩賜一些舊布和藥材引誘當地群眾，更嚴重地是在海上發動大陸漁民逃港，聲張大呼：“誰想去香港就跟我來拉！”使一些立場不堅定、方向不明的人被煽動後逃走。檔案還列舉，1962年7月間，前進大隊的張某、蔡某等就被流動漁船拖走逃跑，“像這樣造謠的例子不勝枚舉”。
赴港奔喪須經層層嚴審
1963年3月28日，廣東省人民委員會突然下發一份機密的急件——《關於對駛經臨近香港、澳門地區沿海運輸船舶的檢查試行辦法的通知》。在這份文件中，要求在三門、馬溜洲、大鏟三個中途檢查站，由海關和邊防的人進行檢查，並辦理簽發工作。在該份試行辦法規定，沿海運輸船舶一律不準在香港或澳門地區停泊，在駛經臨近香港、澳門地區的途中停泊時，應將詳細情況向開往的第一個檢查站申報。違反本條規定的，由海關或公安部門按照暫行海關法或以違反治安管理條例進行處理。而船隻在駛離港澳地區時，亦須申報。
值得注意的是，在廣東省的機密件下達至廣州海關時，廣州海關立即在1963年4月接連兩次分別向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及省公安廳等部門要求對外公佈，以方便執行。這本是政策推廣的必須途徑，但在文件下發後，包括廣東省海南行政公署也對是否公佈表示疑問，因為在廣東省人民委員會的通知中並未提到公佈與否。直至當年6月17日，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在當時“機字521”文件中才給予答覆：“不宜全文張貼公佈，其中需要有關船舶人員週知的部分，可以口頭公佈”。
資料：歷史上四次移民潮
從1940年代開始，大陸共有過四次赴港移民潮。第一次發生在1940年代末，當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戰爭時從香港逃到大陸避難的人紛紛返港；另外大量大陸人士因中國爆發內戰亦涌到香港。由1945至1949年間，有約130萬人為逃避內戰由大陸遷移到香港。
到1960年代初，中國進入大躍進時期，同時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為逃避饑荒及經濟困難，大量廣東省的農民及工人偷渡來港。在1961至1963年困難時期有差不多16萬新移民來港。與上一次難民潮相比，這一批移民的目的是要求生存，而非追求政治穩定。
但到1970年代初，大陸的政治形勢逐步安頓，香港經濟再度復蘇，來港偷渡潮又現。在1974年經已有超過2.7萬名非法移民進入香港。香港政府遂實施“抵壘政策”，首次提出會遣返未能進入市區的中國非法入境者。不過在1978年，成功逃避追捕而成功“抵壘”的人數突然增加至3萬人，而在1979年更大幅增加至近20萬人，單是1980年頭十個月，人數亦已達15萬。
1980年，港府取消“抵壘政策”並將所有非法入境者遣返中國。由1976年至1981年五年間，由中國到港的合法及非法移民合計共達48萬人，等於1976年香港人口的十分之一。
然而相對地，遲至1997年香港回歸前，到大陸定居對很多香港人來說還簡直是不可思議。但在回歸九年後的今天，不要說大陸人已越來越少偷渡來港，香港居民返回大陸生活，更已成為大趨勢。規劃署調查發現，到大陸居住的香港人每兩年以50%的速度增長。以2005年計算，有9.1萬多人，而2001年只有四萬多人，增幅已超過一倍。事實上，調查更顯示，香港人在大陸自置的物業數量，達18.16萬個，而且多集中在深圳、東莞和廣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