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樣樣都等 "歷史公論" ... 大慨法律, 監察, 制衡 都不再需要.
大家得閒又可以頂得住可以睇下佢講乜, 有乜野亂講可以向廣管局投訴佢
星期六 , jade 有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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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華：決定對錯 歷史有公論
(星島) 06月 08日 星期五 06:30AM
(星島日報報道)全國政協副主席、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接受回歸十周年紀念的訪問時透露，在他七年任內，最難決定是二○○二年應否取消聯繫匯率，當時港府財赤龐大，國際炒家伺機攻擊聯匯，港府必須在滅赤及取消聯匯之中作出選擇，結果，決定加稅減開支以維護聯繫匯率，對與錯歷史將有公論。
九七年上任的董建華，上任不久即遇着金融風暴，他接受電視訪問時，回顧這段艱難歲月，「上任後，香港遇上金融風暴，政府決定入市追擊炒家當晚，徹夜難眠。但我相信，即使入市，政府主要是購入藍籌股，風險相對少。」而中央對此事一直無干預，「中央對香港的事務十分支持，中央對我們真的無微不至。」
但上任七年，董建華表示最大難題，卻是二○○二年。當時泡沫經濟爆破，失業率新高，政府經歷了連續四年的財赤，房地產的價格下降，不少人都向董建華建議取消聯繫匯率，這對董建華來說是十分難決定的。「在二○○二年八月，財政司司長（梁錦松）與任志剛總裁跟我解釋，有國際炒家攻擊聯繫匯率。當時只有選擇與美元脫鈎或減少龐大的財政赤字。為何會有財赤呢？是因為經過多年的通縮，政府的收入減少，開支又不斷上升，所以便建議考慮脫鈎。」
政府最終選擇加稅、減政府開支來減少財赤，雖然此舉影響着香港所有人，「當時正經歷經濟萎縮、通縮、失業率高、沙士、二十三條，我雖然擔心社會無法承受，但長痛不如短痛，所以決定這樣做了！」最後決定不脫鈎，而選擇加稅及減政府開支，「而事實上，經濟復甦了，財赤解決了。」
不過，董建華任內感到最難過的事就是○三年的沙士，尤其見到香港人相繼受感染及去世。憶及這段異常艱難的日子，想到在疫症中枉送的性命，他仍心中黯然。「到今時今日令到我最難過的事就是沙士。我每天都看到報告，看到有多少人受感染，亦會看到有多少人死亡，心裏的難過講不出來，到今時今日我都會難過。始終我身為香港的當家人，最後的決定人，我的責任最大」。
那算是一次管治危機嗎？他說，「當然是對我們管治有一個很大的意義。一開始的時候我們掌握不到問題，但很快已經掌握到。」
董建華任內另一創舉，是在○二年推行問責制，但及後多位問責官員都因要承擔政治責任而要相繼下台。他解釋「任何一個新制度開始，一定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要有一個大改變。我們一路總結經驗，才可理順工作、程序、關係等問題。高官問責制本身運作就是要承擔政治責任，是沒有問題的。」那是否如其他人所形容是一個脆弱的問責制？「當然不是，事實證明了不是。問責制的方向是對的，制度一直都在運作，而且運作很好，直到今日都是，而且會愈做愈好。」
